打好信阳地区教育翻身仗

吴高春

 

1986年，担任信阳地区教育局副局长时的吴高春

1978年9月15日，我受任信阳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分管业务工作。

我走上副局长的位子时，迎头碰上的是教育质量低下，高考成绩落后。我上任那年，全地区34493人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我，考取的中人有702人，仅占报考人数的2%。那年局长曾去福建省参观，回来介绍福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考成绩，400分以上的就有34人。370分以上的还有106人。而我们地区400分以上的仅7人，370分以上的只有43人。一个地区十个县市加起来，还赶不上人家一所学校的成绩，如此落后，令人羞愧！我任业务副局长，经过努力，会出现什么结局呢？结局似乎不外乎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原地踏步，教育质量和高考成绩仍然处在全省下游。第二种是有所上升，爬到本省的中游水平。第三种是出人头地，中州大地夺魁。出现第一、二种结局是很可能的。因为竞争激烈，大家都在努力，各地都在前进，能争个中不溜也就不容易。出现第三种情况是很难的。因为条件太差，起点太低。

 

群星争辉的人才梦

 

我深知我们没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天是一样的天，大家都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并不比别人多什么。地却不是一样的地，我们的工作舞台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地区。怎么办呢？只有争取“人和”的优势了。改变一个地区教育落后的面貌，一个业务副局长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必须上靠党组的集体领导，靠局长的关心支持；下靠“五虎上将”，靠“一百单八将”，靠几万名同行们的共同奋争。幸运的是，我任职期间，五任党组书记、局长都很关心我，都放手让我去工作。他们都是不争名利、不忌才能、心地善良、知人善用的好人。我和他们是同事又是挚友。我有一批工作过硬的科室。这些科室的同事们与我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在家一起工作，外出一路同行，无话不谈，亲密无间，是我的臂膀，又是我的亲人。尤其令我难忘的是普通教育科。我和这个科的同志们一起，挑着繁重的工作担子，渡过一天又一天，走过一年又一年。到了每年的年终，一个人对上一盘菜，清贫俭朴而又欢乐融融地在一起聚一次餐。这些难忘的情景，深深地溶留在我的梦中。我多么留念那张伴我二十多年的三斗办公桌，多么留念那些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们。然而时过境迁，年龄不允许我再回去，那里早已没有我的座位！在县市和乡镇，有一批教育局长和辅导站长，与我情谊深厚，配合默契，并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我一见到他们，就倍感亲切，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在学校，一大批校长和教师与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他们年复一年地艰苦奋战在教学第一线，为改变落后面貌立下了不朽功勋。我退休后，他们有时还从乡间，从学校，来到我的家中，与我叙旧谈心。我先写这些，是为了避免误会。下面记述我的工作思路，绝非贪天之功为已有，绝无把功劳账都记在我个人头上的意思。如果没有上述条件，如果没有上级领导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我的本事再大，工作再努力，也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信阳地区教育质量为什么如此低下？高考成绩为什么如此落后？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落后状态？长期做普通教育工作的经历，已经使我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自然我还是要到下面去，听校长、老师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研究商量，按照《孙子兵法》上“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把我们不能打胜仗的原因找出来，并且商讨消除这些因素的对策。我上任的第二天，也就是1978年的9月16日，就去到了信阳县的东双河中学。接着，遍访了全地区的十所重点高中和大批初中、小学。在这些学校里我与师生谈心，进课堂听课。这年十一月中旬，我在信阳高中接连听了28位教师的课堂教学。我当副局长，自立一条规矩，就是“下学校，进课堂，交朋友”，多半时间活动在基层，与第一线的同事们建立友情。不如此，就吃不透实际情况，就与“前线将士”缺乏共同语言，就发表不出动人心弦引起共鸣的讲话和文章，就集中了不起群众的智慧，就指挥不到点子上。

我们找出的首位问题是管理，包括地区、县市的教育行政管理和学校管理。一提管理，人们就会想到规章制度，校容校貌，往往忽视了管理的核心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说起八十年代信阳地区教育翻身，人们总是谈论师资培训和改善办学条件两个突破口。其实这两个突破口也是教育管理的两个项目，项目是第二位、第三位的项目。第一位的项目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没有这一条，其它方面再好，就是士气不高，那也是低水平的管理；如果土气空前高涨，那就是管理方面取得了意义重大的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这是根本。可是阳光普照，政策因素的益处，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享受，我们既不比人家缺少也不比人家多得。要想取得“人和”优势，就应当有独到的措施，力求在调动人的积极性上高人一着棋。只要我们的队伍有超人的拚搏精神，我们的教育质量、高考成绩就有可能超过别人。

调动积极性的第一着棋下在确立目标上。有了激动人心、引人向往的目标，才能有强大的感召力，才会有高涨的积极性。1979年的春季，在县市局长和重点高中校长会上，我和大家一起研究了“打教育翻身仗”的问题。我认为教育落后，质量低下，困难重重，正是我们施展才能的好机会。遇到这种环境，英雄才有用武之地。我们应当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干一番事业。我提出：“卧薪尝胆，苦干十年。力争三年小变化，五年中变化，十年大变化！”当时的高考成绩，有三个市和两个地区称霸中原。我说：“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还不一定！”不说是我们与中州“五强”相比望尘莫及么？那就来个“骑马三部曲”：第一步，在望尘莫及的位置上奋力驰进；第二步，紧紧抓住“先进骑手”的马尾；第三步，跃上马背，与“先进骑手”并驾齐驱！不是说周邻地区教育质量都比我们高、我们是“锅底”么？那就来个“砸锅三部曲”：第一步，从“锅底”奋力跃升；第二步，把此锅砸成郑州街上卖炒凉粉的平底锅，与周邻地区的质量拉平；第三步，把锅底翻个底朝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与此配套还有精心研究制订的一步步实现目标的计划和措施。待到目标实现时，我们也将“煮酒论英雄”。这一下群情激奋了，信阳高中的党委书记首先拍案而起，连声说：“吴副局长是干事业的，我们一起好好干！”

一个地区教育事业的奋斗目标不能仅仅订在高考夺魁上，万里征途更为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我们教育工作者报效祖国，就是要为振兴中华培养大批的优秀人才。《人才学》告诉我们：“人才就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没有“创造性劳动”，做不出“较大贡献”，社会怎么会进步？国家怎么能振兴？办教育出不了人才，就如同办钢厂出不了钢铁。当然“人才”的最终形成，离不开社会的“实践效应”。学校素质教育，只能为“人才”的成长提供必备的素质。然而在进行素质教育的同时，不应忘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造成能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人才。素质教育是人才教育的基础，人才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升华。

要培养“创造性”劳动的人才，就必须有创造性工作的校长，创造性教书育人的教师，创造性氛围的学校。我反对把学校管得过死，不主张行政过多干预学校，不希望大家都当上面指示的“传话筒”。我每次发表讲话，都没有引经据典，没有照抄照搬，而用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引发大家的独立思考。直到我退休以后，大家见到我，还说爱听我的讲话。我不敢以领导人自居去指点人家要这样办要那样做，而是以朋友身份和大家探讨怎么让学生会想问题。我主张在培育创造性人才的前提下，校长办学、教师教书育人、学生学习都应当“八仙”，各显神通。只有有创造性氛围的学校，才会培养出创造性劳动的人才。

我向同行们宣传我的人才教育观，提出我们“打教育翻身仗”的长远目标，就是要使信阳地区像历史上的扬州、绍兴、桐城那样，人才辈出，群星争辉，有自己的学派、文派、诗派、画派，百年千载，经久不衰。我们要让大批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艺术家的幼苗茁壮成长，让各种各类的人才明星从信阳地区冉冉升起，撒遍中国，走向世界。我们要让当代的爱迪生，当代的法拉第，以及各种各类能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建设者，像烂漫的山花一样开遍豫南的山乡。我的一生，做的是一场教育美梦、人才美梦，也想让我的同行们一起做这场美梦。豫南大地山青水秀，自古就是出人才的地方。在这一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教育工作者辛勤的耕耘所盼望的收获，就是人才的群星并起，英模的百花争艳。真正能装点锦秀河山的，还看我们。

调动积极性的第二着棋下在精神支柱上。领导者的想象力决定着提出号召的感染力。信阳地区党政领导人倡导的“信阳精神”是“宁愿苦干，不愿苦熬”！从这种精神出发，我在教育界提出了“三心”“三气”：爱国心、自尊心、事业心；有志气、不服气、争口气！“爱国心”主要是悠悠祖国情，耿耿报国心，为培养后代竭尽全力，为振兴中华鞠躬尽粹！“自尊心”主要是力争上游是做人的本份，甘居下游是人生的耻辱！全力夺取令人敬慕的业绩，绝不留下平庸无能的形象。“事业心”主要是人生在世，事业为重。其它皆为身外之物，只有事业成就才是生命的结晶。一时的欢乐常常会兴尽悲来，伴随终身的欢乐寓于实现事业目标的奋斗过程之中。校长的事业是办名校，教师的事业是育英才，全区教育工作的共同事业是打一场名垂青史的“教育翻身仗”。围绕“三心”“三气”，我发表了一席又一席的讲话，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一时在全区教育界传开来，大家风趣地反映：很有“煽动性”。

调动积极性的第三着棋下在竞争机制上。我吸收信阳高中的经验，在全地区高级中学中推行转化率、及格率、优秀率“三率”量化目标责任制，每年按学生的成绩“对号入座”，领功受奖。对于“皇粮”“大锅饭”部分，也就是国家发给的工资，我们无权变动只好如数照发。然而从学校勤工俭学收入中提取的奖金，我们有权支配。发放奖金，要求按量化工作成绩，对呈入座，拉开档次，论功行赏，不平均发放。评优表模不凭空坐议，也不只看表现，主要依据是教学成绩。

调动积极性的第四着棋下在领导作风上。经过数年的观察和实践，在1982年全区高中校长会上，我发表了《校长的本事》的演讲，指出校长的本事再大，也不能包打天下；校长的最大本事，是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校长对待老师，提出了“尊重、友情、激励、带头”四原则。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们说教师愿与知心的校长共同拚搏。“两军相逢勇者胜”，有勇将才会有勇兵。指挥官冲锋陷阵，战士们才会出生入死。当教师在艰苦奋斗时，如果局长、校长悠闲玩乐，必然使大家心寒；如果局长、校长出现在阵地前面，大家就会干劲倍添。我要求校长们带头拚搏，自己也毫不怠惰。工作我总是抢在前面，福利我总是站在最后边，局里多数同志评选我为“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我坚决辞掉，请示把这个先进名额分至学校。我身患多种慢性病，常常工作在基层，星期天和假日都在工作中渡过。学校的早晚自习，我不时地出现在课堂里。我常用郑板桥的一首诗与大家共勉，其诗云：“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我和同事们一起，确实像郑板桥画竹那样，日作夜思，为我们地区教育翻身倾注了全副心血。

上述四着棋有了很好的效应，在当时我们地区教育工作“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艰境中，出现了“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堕兮士争先”的感人局面。我们取得了克敌制胜有“士气”优势。

 

名师门下出人才

 

战略和战机决定着战争的胜负。我们打“教育翻身仗”，不能平庸，不可只当照说照传上头指示的“传话筒”，而要从实际出发，进行独立思考，作出战略选择，“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抓住战机，出奇制胜。那么除了调动积极性，还选择什么呢？邓小平副主席在1977年8月8日的一次讲话中有一句名言：“只有教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而老师要想教得好，不仅要有积极性，而且要有教学本领。我初任教育局副局长之时，大批老师文化业务水平相当低下。一次我到一所农村小学听课，发现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把语文课本上的有些课文跳过去不教。 问她为什么？她说自己也不懂，请教别的老师也说不清楚。又一次去新县的一所山区中学，听校长介绍，这所学校六名数理教师在一起研究了一夜，还没有弄懂课本上的一道习题。第二天执教的教师只好向学生说：“这道题老师也不会，等到进城问过以后再教你们。”还有一次去商城，听说离县城四十里的一所农村中学有位教师进城请教自己不懂的一道题，返回途中，走了二十里，刚刚学会的题又忘了，只得再进城去请教第二次。诸如此类的事例，使我看准了当时面临的问题。我想：孔子并无别的优势，率领弟子东奔西走，却能培养出七十二贤人，不就是因为他水平高么？人才为什么往往以“链”的形态出现呢？不论是父亲、儿子、孙子都是人才的“家族链”，也不论是师父、徒子、徒孙都是人才的“师徒链”，不都是因为老师高明么？古之学者千里投师，不都是因为名师才能出高徒么？教师的水平，决定着学生学业的成就，影响着一方教育事业的兴衰，要打教育翻身仗，非抓紧时机下工夫提高师资水平不可。

我把自己的战略思考向地安宣传部副部长、教育局长作了报告，得到他们非常热情的支持。于是，一套“三三制”培训师资的方案出台了。这“三三制”是大学本科、专科、中师三级函授；地区、县市、公社三级第一期轮训；高中、初中、小学三级定点备课。三级函授是组织教师系统学习文化知识，求得学历合格；三级轮训是针对教学急需，向教师传授专项知识；三级定点备课是定期定点召集老师研究教材教法，扫除教学中的“拦路虎”。与此同时，地区、县市、公社还建立了三级师资培训基地。地区是教育学院，县市是教师进修学校，公社是教育辅导站。1983年人民公社改为乡镇，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公社教育辅导站随之改名。“三三制”的师资培训，既适应了长期需要，又解决了燃眉之急。从1980年至1985年，全地区有18000余名教师参加了函授学习，38000余名教师接受了短期轮训，6万多名教师坚持了定点备课。在本省其它地区尚未察觉的情况下，我们抓住了战机，抢先了一步，已经暗渡陈仓，从提高师资水平上取得了突破，掌握了中原逐鹿的主动权。

我有这样的信念：人才要靠人才来培养，智力要用智力去开发。要把大批学生培养成才，教育队伍里必须人才济济。然而我们地区贫困，人才引不进、留不住怎么办？我们不能在劣势面前一筹莫展，应当看到劣势中的优势，善于比劣势为优势。贫困地区引不进人才，却可以引进智力。教育队伍水平低是个劣势，但是水平低落差就大，只要渠道畅通，高水平地区的智力就会迅猛地流落进来，与自恃水平高、实力强，不倾心向外学习的地区相比，又是个优势。只要引进高智力，就可以拔高我们教育队伍的智力水平，在自己的队伍中造就人才。我深知“教育翻身仗”不可关起门来打，必须开放，必须面向全国吸收信息和智慧，必须外向学习。

向谁学习呢？怎么学法呢？“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不学则已民，要学就学全国最先进的地区。我们从中州“五强”的头上跳过去，北上烟台，南下湖北，西到西安，东至上海，学扬州，学桐城，学黄冈，学天门，紧紧挂住北京西城区。从这些教育高水平的地区源源不断地引进经验、资料、信息和智力。我们还从全国各地请来二十九位专家学者，拜他们为师，听他们讲学。学习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取百家之长，创一己之新。踩着别人的脚印走，就会永远走在别人的后头。我们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都不是抄袭别人的，但却融汇众多别人的智慧结晶。有人感到奇怪，说信阳地区骨干教师甚缺，高考成绩为什么能超过骨干教师如云的城市和地区呢？岂知我们自己虽然渺小，却爬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提高教育质量不能只抓高中，必须从基础抓起。我初上任时，小学是“沙滩基础”，初中是“麻杆腰”，高中的“花朵”当然开不好。于是，我们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在普及小学方面，普通教育科长提出了从基层抓起、步步为营的战略，县里一年普及验收一批行政村，地区一年普及验收一批乡镇，扎扎实实，逐年积累。到了1990年，终于完成了全地区十县市普及小学的历史任务，省里还在潢川开了现场会。在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方面，按教学研究室主任的建议，提出了“五重方针”：重基础，重平时，重课本，重课堂，重智能培养；反对考前突击，提倡养之有素，做到“底肥”为主，“苗肥”为辅，各种教学活动实行“三实原则”：从实际出发，求实用，讲实效；反对形式主义，提倡脚踏实地。对教与学都倡导“严、细、实”的三字作风；反对“粗放耕作”，要求“精耕细作”。

小学“沙滩基础”怎么办？来个“治沙工程”。这项工程的重要一条是提高教学水平。先用三年的时间，组织全地区的小学教师学习教材，把课本上每一课的编写意图、目的要求、知识结构、重点难点掌握住。地区培训720名骨干，到各乡镇去辅导讲解。接着又用三年时间，以作文教学和应用题教学为重点，从地区到县市、乡镇直达行政村，层层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此后再用三年的时间，组织“三高接待课”活动。“三高”是：一堂高水平的示范课，一次高水平显著提高。省里先后在信阳地区召开了小学语文、数学两次教学会议，现场参观听课。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著名专家到罗山听课后，颇感惊奇地对我说：“你们农村小学的教学水平，同城市差别不大啊！”

初中“麻杆腰”怎么办？来个“固腰工程”，向“麻杆腰”中插进“钢筋棍”。全地区挑选50年初中，集中力量，首批办好，办出水平，办出经验，办出成果，一面向重点高中输送优秀新生，一面带动其它400所初中提高水平。小学“沙滩基础”改造了，初中“麻杆腰”加固了，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前进的信心更足了。

 

清茶代酒“论英雄”

 

提高教育质量，不能只看分数，也不能只抓智育，必须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安排。我们从做人教育、爱国教育、志气教育着手，培养学生做文明善良的人，做爱国爱乡的人，做有志气、重人格的人；进而再进行高深层次的教育。教育局每年选编《学生道德风貌佳事选》，学校每年编写《学习雷锋好人好事集》。光山县小学五年级学生胡迪秀救出3名落水儿童，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被省命名为“赖宁式的英雄少年”。信阳市第九中学学生蔡健进入了“全国十佳少年”的行列。罗山县高中毕业生考入郑州大学的范显良，为帮助贫困农民而身负重伤，成为全省大学生学习的榜样。

八十年代后期考风日下，考试作弊行为屡禁不止。我以为考风是对学生道德风貌的一次考试，是对学校品德纪律教育的一次检验。我亲自起草《给全体考生的一封信》，提出“人格重于考分”，“宁丢分，不丢人”，“铁骨铮铮进考场，问心无愧交答卷”。要求校长亲自上阵，对学生进行人品人格和考风考纪教育。自1986年之后，信阳地区高考成绩年年在全省夺魁，城市人当然不服气。1991年我们地区洪水泛滥，学生只好乘船赴考，文史、理工、外语三大类人均总分仍是全省第一。于是，城市里传出了谣言，说“信阳地区发大水，高考成绩还这样好，全是考生相互抄袭的！”次年高考，省教委派来30多人，到各考点一看，迎面都挂着：“一身正气赴考，堂堂正正答卷”的横幅标语，秩序井然，鸦雀无声。

我们深知身体是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必须落实“健康第一”。贫困地区经费困难，学校无钱购买体育器材和场地。我们发动师生自制器材，平荒丘，垫河滩，甚至在大路上跑跳，也要坚持开展体育活动。淮滨县王岗中学自制体育器材，获得了教育部和国家体委的嘉奖。信阳县平昌中学学生在河滩里训练，也获得全国运动会银牌2块、铜牌1块和省级运动会金牌12块、银牌14块、铜牌9块。我们要求学校经常做到寝室、教室、伙房、个人、环境“五卫生”，大造消灭“脏乱差”学校的舆论。在信阳县第一高中召开了卫生清洁经常化、制度化、习惯化的现场会。在光山县第二高中举办了推广智力气功的培训班。我们要求确保学生睡眠时间，坚决反对疲劳战术。规定饭后不准看书学习，避免大脑和胃因争夺血液供应而两败俱伤。规定下课时学生必须走出教室，打开门窗，更新室内空气，保证学习时大脑对氧气的需求。要求学校在课间课后播放无词乐曲，组织学生远眺风景，做左肢体操，调节大脑两半球的功能。穷区的学生无钱加强营养，然而农村家家养鸡，不缺鸡蛋。于是我们就动员学生回家向妈妈要鸡蛋，争取每天吃上一个。绿色处于可见光波中段，令人悦目清心。林木又 能增氧气，吸收尘埃，减噪音，调节小气候，利于健康，益于学习。我们年年发动师生种树，绿化校园。十年全区学校植树161万棵，不少学校形成了“凉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空午不知”的绿荫环境。我也获得了河南省绿化委员会的“绿化中州荣誉证书”。

要想提高教育质量，就必须具有能够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的校舍。我接管计划财务工作的1983年，全地区13.6万间校舍中，阴暗低矮的土草房占48.8%；危房占14.8%；在123万学生中48.3%没有课桌凳。贫困地区财力艰难，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改善办学条件只能靠党委、政府发动群众捐资。我和计划财务科的同事们，仅仅是协助局长积极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尽力做好改善办学条件的具体工作。计财科长在改善办学条件工作中默默无闻地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他爱读书，常向我推荐好书看，我俩是同事又是书友。八十年代七次进京，向教育部申请经费补助，多是他动手准备录相、照片和书面汇报资料，与我一起赴京。1984年我和科长一起，在新县召开改善办学条件现场会。会上提出了“三化目标”：一是“标准化”，地区统一制订标准教室图纸，面积、高度、采光、质量都符合国家要求；二是“完善化”，房舍、大门、围墙、道路、厕所、操场配套；三是“园林化”，草芳花香，绿树成荫。此后，又提出兴建校舍“坚固、实用、经济、美观”的“八字方针”；针对本地建房陋习，大张旗鼓地反对“斗子墙，细弯梁，小门窗”；实行对建筑队伍、材料、基础、施工、验收“五把关”的制度。这些都有力地保证了新建校舍的质量。1984年12月，地委、行署召开全区县长、乡长会议，发动集资办学。此后每年都召开一次改善办学条件现场会、表彰会和经验交流会。在地委行署的重视与领导下，全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都着力发动群众改善办学条件。到1990年，全地区多渠道筹集资金累计3056.7万元，新建标准校舍10.75万间，占当时校舍总数的75.7%。新建围墙50.3万米；新添双人课桌凳35万套。危房比例降至0.35%；土草房比例降至3%；学校无危房、学生有教室、有课桌凳的“一无两有”已经基本实现；3千多所中小学的校容校貌焕然一新。

在职业教育方面，我和职业教育科长一起，总结出良种、技术、人才“三辐射”；教学、科研、生产、经营、服务“五结合”的办学路子；提倡“校院经济带庭院经济，小区试验促大田生产”；要求“培养一人，致富一户，带动一村”。在成人教育方面，我同工农教育科长一起研究，提出了重点抓好两个“五十万”的战略：扫除五十万青壮文盲，对五十万回乡中学生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并设计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配套措施。这些任务都已完成，一大批“小能人”正在当地经济建设中发挥着科技致富的带头作用。

我们的教育翻身仗，原定“三年小变化，五年中变化，十年大变化”。然而不到十年，1978年至1986年只有8年的时间，信阳地区的高考成绩就攀上了全省的高峰。1986年高考，河南省文史、理工、外语三大类的总分第一名全在信阳地区。理工类信阳高中毕业生张天民以641分的成绩夺魁；文史类罗山县高中毕业生吴久春以584分成绩夺魁；外语类信阳高中毕业生朱建民以556分成绩夺魁。三名状元集中在一个地区，引起全省瞩目，《河南日报》专题做了报道。1987年省里公布了考生的人均分数。信阳地区13915人参加考试，理工类人均总分399.81，高出全省人均总分30.08分；文史类人均总分399.47，高出全省人均总分34.16分。两大类人均总分信阳地区为全省第一名。这年外语类成绩省里没有单独统计，合在文史类之中。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六门，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七门，这十三门的人均分数，信阳地区有九门为全省第一，三门第二。此后每年高考，信阳地区的人均考分均列全省前茅。到我退休时的1993年，全地区参加高考13855人，考取高等学校的已达4451人，考取率由1978年的2%上升为32%。“中原逐鹿，鹿死谁手”终于得到了满意的回答。“煮酒论英雄”，校长们要酒喝了。然而我只敢用清茶一杯来慰问与我情谊深长而又战功赫赫的同事们。

我任职期间，信阳地区教育事业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上级的正确领导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前面记述我的一些工作思路，毫无标榜之意，也没有标榜的需要。在职期间就没有炫耀过，晚年余生，万事皆空，标榜吹嘘有什么用呢？只是觉得这些事情回忆起来也还有趣，如果任其像过眼烟云一样无影无踪地消失，确实有些可惜，故而记之。

我当副局长，从1978年9月上岗到1993年6月离任，差3个月就是15周年。15年中，许多素质优良、年轻有为的同事们一批又一批地提上去了，有当年的教师当上了部长、专员的，有当年的科员当上局长、处长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老骥伏枥心难尽，事业自有后来人。

（本文作者吴高春，原名吴高椿，1932年出生，河南固始人。参加过土改宣传队，当过小学教师和区文教干事，在信阳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教过课，在信阳专区文教局任过副科长、科长。1978年任信阳地区教育局副局长，1993年退休。河南省教育学会第一届理事，河南省人才学会会员，信阳地区教育学会第一、二、三届会长。所写论文编为《灵山教育文稿》，著有《往事漫记》《旅英随记》。本文节选自2008年11月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往事漫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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