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容易踏出的脚印，也最容易消失

——1977年高考追忆与感受

 

周慧超

 

 

“周主席，您好！您文笔那么好，可否为我们写一篇回忆参加高考的文章？渴望您能抽出点儿时间，2020年9月底之前完成即可。十分期待！”这是市政协文化文史委的同志发给我的微信。主任、科长几次邀请，真是难以推辞。

说来十分惭愧，工作后我虽然相继拿到了大专、本科、研究生文凭，但在当年我连大学都没考上。高考没过大专线，哪里还有资格回忆高考？！这也是我反复推辞的主要原因。

我是在信阳铁中读完高中的。信阳铁中是一所铁路子弟学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原址变成了住宅小区——当时是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既有初中又有高中，都是两年制。那个时候，学校还有工宣队，经常开展学工学农活动，加上政治运动，比如“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学生基本上不怎么读书，学校也不讲教学质量，铁路子弟学校的质量意识则更差。我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信阳铁中度过了四个春秋。

1977年7月15日，我到学校领取了高中毕业证。8月26日，我与许多同学一起下放到信阳市五七青年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持续了多年，但1977年是最后一年。青年农场在罗山境内，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农场内根本没有农民。当地的农民很不欢迎我们，因为其中总有个别人偷摘老乡的瓜、偷挖老乡的菜，尤其是偷抓老乡养的鸡。一旦有人抓到老乡的鸡，就会约几个要好的朋友开个小灶。公鸡焖着吃，母鸡煨汤喝。我下乡后，只赶上一个秋收的季节，在农场的时间很短，前后也不过两个月。但它是一段儿经历，它让我体验了集体生活的艰苦和乐趣，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发出消息说，国务院决定“恢复停顿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当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当场拍板，改变“文革”时期靠推荐上大学的高校招生办法。感谢小平同志，感谢一个时代的转向，感谢国家当时作出的非常规决定，原本确定1978年夏季恢复的高考，因人才匮乏，形势紧迫，提前到了1977年。

值得一提的是，十月国庆期间，我在农场七连二队队部得到了一本非常破旧的1959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杂志，这是一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专号，上面刊登了郭沫若、叶圣陶、冰心、田间等人的作品，还有许多歌颂祖国的优秀散文。我生于1959年10月，这期刊物同我的年龄一样大。队部是知青开会的地方，我问队长是谁的杂志？队长说：“不知道。咱们知青就像当兵的一样，今年你来，明年他走，已经找不到主人了，你喜欢就拿去吧！”我如获至宝，它让我爱不释手！这本破旧的杂志，对我参加高考帮助很大，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7年的高考非常特殊，时间是在冬季，老三届即1966、1967、1968连续三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不同年龄的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矿山、工厂、营房、学校和机关奔向考场。许多兄弟、姐妹、师徒甚至父子、母女“同场竞技”。

11月初，我从农场回城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说是回城复习，其实也就是自己看看书、做做题，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应试资料、有名目繁多的补习培训班，条件好的还可以“一对一”辅导。借着失眠的灯光，我每天夜里差不多都要熬到一两点。匆匆忙忙复习了一阵子，终因基础太差，没有收到好的学习效果。12月8日至9日，两天考试下来，我感觉数学可能是零分，最多也不过5分，政史地一般般，只有语文尤其是作文，我很满意。

河南语文卷子高考有两个作文题：一个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另一个是《为抓纲治国初见成效而热烈欢呼》。二选一，我选的是第一个。

我从农场带回来的那本《人民文学》中有篇《舵手颂》的散文，里面用了很多排比句，复习时我把这篇散文背了下来，高考写作文时派上了用场：

是谁把着我们这只大船的舵轮，在风浪滔天的海洋上，对准正确的航线，一刻不停地驶向幸福的远方？是谁在浓雾的早晨或者风雨的黑夜，从舵台上发出坚定的声音，沉着地指挥我们破浪前进？是谁带领着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启碇出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航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是他，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爷爷！我文思泉涌，写下了这样富有诗意的句子：

毛泽东爷爷像一位圣医，在中国这块闹过贫血的土地上，他和他的战友们研究给中国输血的方法；他要给中国治病，要给中国这位五千岁的“老人”治病。毛主席是战场上的伟大诗人，步枪蘸着小米南瓜汤抒情！战地黄花，碧血残阳！作为诗人的毛爷爷，有这样一种大山与金属的气质，他把大地当作棋盘，与蒋介石对弈，率领红军走啊走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高山，趟过了一条又一条大河，走过了两万五千里，终于走出了中国革命的僵局。解放战争，排山倒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横渡长江，拿下南京，打败了国民党，赶跑了蒋光头。在那个晴朗的日子里，毛泽东爷爷终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作为领袖的毛爷爷升起了第一面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中国的头因此而抬得很高很高！吞咽过炮火硝烟，品尝了艰辛磨难，毛主席他老人家实在是太累了，太累了……他躺下了，他的身躯，浓缩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庄重而辉煌，深奥而悠长！此时此刻，我的心飞向了北京，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

“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高考，有近600万应届和往届毕业生参加，其中有一些老三届的学生已经成家，甚至拖儿带女，那个壮观的场面，在历史的长河里仅仅是瞬间，但这瞬间却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600万考生中，最终全国录取了27万多人，录取率仅为5%，真的是“万人争挤独木桥”。遗憾的是，我没能“挤”上，后来收到的是信阳师范学校中师语文班的录取通知书。

由郭沫若题写校名的信阳师范学校创建于1903年，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百年历程，历史上曾经是河南有名的“高师”，在豫南颇具影响。2003年10月在信师百年校庆时，该校与原信阳教育学院合并，2004年5月又与信阳卫生学校再度重组，组建成立了信阳职业技术学院。现为公办专科层次普通高等职业院校。信阳铁中七七级高中毕业生约有500人，没有一个过大专线的，我的成绩在当时算是不错的。高中班主任张业清老师对我说：“慧超，你再复习一年吧，明年一定能考个好大学！”我没有听老师的话。当时就业机会很少，有许多学生下放到农村，一干就是几年。身边一些人对我说，还是先有个饭碗吧！我最终还是做出了赴信师就读的决定。

我虽然没能考上大学，但却从未懈怠过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上信师后，我阅读了艾青、戴望舒、徐志摩以及普希金、惠特曼等人的诗歌作品，发现自己也有诗人的创作秉赋。我尝试着，八十年代初便在《鸭绿江》《青年作家》《莽原》等刊物上发表了颇有影响的《我站在孩子与祖国之间》等许多诗歌作品。与此同时，我还在《求索》《学术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了《论求异思维》《论求同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的特征》等一系列哲学和思维科学方面的论文。为弥补恢复高考后招生政策的不足，1985年武汉大学试行“插班生”制度，即在全国招收年龄在30周岁以下，具有或相当大学二年级水平，并有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文艺作品或其他科研成果的青年，插入本科三年级学习，两年后毕业。由于我的创作和理论研究成果，当年我有非常过硬的条件成为武大中文系或哲学系的“插班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经自己的奋发拼搏，破格晋升为高级教师、信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省委省政府命名的优秀专家等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从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成长为一名正厅级领导干部。

人这一生，上个好大学固然重要，但个人积极向上也十分可贵。我说这些并不是表白自己有多强的能力，而是想说明即使考上了名牌大学，如果重学历而忽视学力，缺乏进一步的探索精神，也不会有大的建树；相反，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只要专心致志、一心一意、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也会取得骄人的成绩。彩虹虽美，稍纵即逝；滴水虽微，恒聚成洋。即便是一块儿粗陋的原石，经过精雕细琢，穿越岁月的风风雨雨，也会历久弥新，璀璨夺目。说到这里，我想起了1984年我在《金城》杂志上发表的一首散文诗《雪》，《语文基础训练》（河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版）曾作为有代表性的阅读材料训练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中国新诗百年民进百名诗人诗选》（开明出版社2018年12月版）收录该诗后，2019年4月23日《今日头条》民进中央副主席、著名教育专家朱永新“教育观察”栏目又推出此诗，受到广泛阅读，多人点赞。现抄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束：

 

雪纯洁了大地，

风吟哦着含蓄的诗句。

 

清晨，我眺望着雪野，从封闭的小屋走向世界。

我想走向那片盛开着腊梅的开阔地。

 

在厚厚的积雪上，我走着，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当我回顾我走过的路时，我很高兴，——因为我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太阳很快升起来了，渐渐地，厚厚的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化成了春水。于是，我很懊丧，——因为我那深深的足迹不见了。

 

风缭绕着我的思绪，

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最容易踏出的脚印，也最容易消失。

 

（本文作者周慧超，男，1959年10月出生，河南新郑市人。河南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信阳市政协副主席、一级巡视员。1980年以来，先后在《鸭绿江》《国风》《金城》《百花园》《莽原》《奔流》《青年作家》《广东社会科学》《学术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理论作品200余篇[首]，出版《南来的风》《北去的云》《哲学·思维·创造》《周慧超文集》[四卷本]等著作，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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