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信阳地委书记的三年岁月

刘玉斋 口述 马  军 林占涛  整理

1980年的春天，正是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关键时刻。4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省委让我出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的命令。新中国成立来的30多年间，我大部分时间在豫北和豫东工作，并担任了地方党委、政府重要领导职务，而对豫南大别山区还比较陌生。因此，我在最短的时间内便做好了去信阳上任的准备。

初识信阳

1980年5月2日一大早，我和另外几位同志，按照省委的要求，踏上了去信阳的漫漫长路。一路上，我一直沉默不语，可心里一直在想着信阳。信阳到底发生了什么？局面是个什么状况，……一连串的问题接连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翻腾着。

当天下午4时，我们一行4人赶到了信阳，当即和省委来帮助工作的霍云桥、段彪、王宏范同志及信阳地委的同志见了面，并简单地交换了意见。紧接着召开了地委常委会议和地直老干部座谈会。

在任中共河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期间

对于我的到来，信阳人民寄予极大的希望。看到兄弟地区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热火朝天，大好形势一天一个样，可信阳却乱成了一锅粥，谁心里不急呀！从大家那企盼的眼神中，我读懂了信阳人民渴望安定团结的急切心情。因此，根据干部群众的要求和意见，经和省委工作组商定，果断地采取了三条紧急措施：

第一，地委发出通知，印发省委副书记戴苏理同志4月7日在信阳的讲话，要求各单位迅速再次进行传达。并正式宣布，撤销《地委常委会议纪要》和×××、×××同志3月3日在地直副科长以上千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特别是《地委常委会议纪要》，是批机关整顿学习班，批地委书记、专员史宏泉同志，批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吕修伦同志的错误材料，戴苏理同志4月初就明确指出要撤销，省委工作组的霍云桥和段彪等同志也一再催促，地委竟拖了快一个月，群众对这件事意见很大。所以，我们首先从这里着手，揭开了解决信阳问题的序幕。

第二，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和安排生产。生产和生活问题是群众心中的一件大事。大家说，省委四级干部会议以后，地委对解决揭批查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也没有转移好。工作重点没有转移，揭批查的重点却转移了，矛头指向了机关整顿学习班和领导干部学习班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由于去年粮食减产，还有116万人口有灾，有的生产队群众缺粮缺钱，只得逃荒要饭。信阳县还有少数生产队干部撂挑子不干了。工业生产三四月份也是下降趋势。如何抓紧时机，安排好工农业生产，已是当务之急。

第三，为了统一思想，分清是非，稳定情绪，我们于5月7日召开了地直干部大会。会议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省委副书记戴苏理同志的讲话，公开宣读了地委撤销《地委常委会议纪要》的通知，曾受到批判的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吕修伦同志作了简要发言，这次会议一下子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新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和省委工作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信阳人民心中点亮了一盏灯。城乡干部群众的情绪，各行各业的反映，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信阳昔日混乱的局面已得到控制，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当务之急

我们到信阳不长时间，全区的形势便稳定下来。在抓稳定、抓政策落实的同时，我们把农业、工业、社队企业和党建工作等当务之急的几项工作摆上了地委的议事日程。在帮助干部群众分析形势的同时，落实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

信阳是农业大区，水稻面积占70%，生产问题基本上是个水的问题。群众说：“水稻、水稻，有水才有稻”；“年成、水成，有水才有收成。”在这里，“有收无收在于水，收成多少在于肥”，从根本上说，是如何管水、用水、治水的问题。历年来的教训证明，旱、涝都严重影响着生产。往往出现这样的局面：一块长势很好的秧田，一连多天的干旱，或者一场暴雨，瞬间就破坏了大好形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些年间，旱的年头多、涝的年头少。目前，大忙季节已到，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我们安排各县，一方面要加强麦田管理，另一方面搞好早稻插秧。因为气温低，早稻插秧要比往年晚5到7天。从5月20日到6月底这40天，要种好早稻，收好小麦，种好晚稻。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地委的几个常委分包到县，还从地直机关抽出了200多名干部深入基层，各县也抽出了4000多人的工作队，深入到公社和生产队，帮助出谋划策，搞好农业生产。

在抓农业这个问题上，我们反复教育各级领导，农业是各级党委常年的中心，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一分一秒也不能放松。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原因是有些干部的认识和做法不完全一致。因为各项工作头绪多、战线长、摊子大、时间紧、要求高，工作千头万绪，人员千军万马，都说自己分管的工作重要。这种责任心值得弘扬，可农业是基础，是中心，是重点，各行各业都要服从农业，服务农业，围绕农业来安排自己的工作，不能冲淡或干扰农业，只有统一部署，全面安排，集中力量把农业抓上去，才能一步主动，步步主动。

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我和省委工作组的几位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宣传贯彻的不够，极“左”思想的表现在农村到处可见，农村经济政策未得到很好的落实，个别地方“四人帮”那一套还未被触动。例如养牛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兴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养牛被说成是资本主义，让养牛人牵着牛“游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了已一年多的时间，干部群众的思想还没得到解放，一些边远山区的群众已经偷偷地养起了鸡、鸭、鹅、兔等小家禽，对牛、驴等类的大牲畜还没人敢养，有的地方一个公社找不到一户养牛的。大别山区水面广，塘子多，有不少生产队平均两户一个鱼塘，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绝大多数是空塘，著名的豫南鱼米之乡，竟缺米少鱼。对山产资源的采集群众也不敢贸然行事。“四人帮”横行时，不准群众上山采集山货，烂在地里却被说成是“烂了资本主义”，群众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那些野果、药材等许多山货都能换钱啊！却眼睁睁地看着烂掉。植树造林政策更是难以落实，因育林收益时间长，一般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群众可不放心，怕若干年后政策再变，心里不踏实。对自留地、小片荒的政策，群众迫切要求落实政策，干部却怕犯方向性的错误，迟迟不敢表态。罗山县、潢川县的一半生产队的自留地还没分给社员。对于生产责任制，临近的安徽省的许多地方都已搞的轰轰烈烈，信阳地区的几个县却有不同的认识，尤其是划分作业组，联产计酬，谁也不敢带头实行和推广。对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还存在许多认识问题。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地委的几位常委分工包县，开始了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同时，又专门组织了4个调查组，分别到平原、山区、丘陵、低洼易涝地区调查研究。

1980年6月中旬，信阳地区农村工作会议隆重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和省委领导关于抓好信阳地区农村工作的重要指示，各县交流了农村经济政策落实情况。会议决定，进一步抓好全区农林牧副渔各项政策的落实，适当的时候，召开致富经验交流会，选择那些敢富、会富的尖子队、尖子户介绍经验，调动大伙致富的积极性。为了把因季节关系急需解决的养殖业、种植业政策落实下去，专门召开了电话会议，对生产队规模，生产管理责任制，生产队干部队伍等问题进行了强调和明确。这一系列措施的到位，有效地稳定了民心，调动起干部抓生产的积极性，使全区农村工作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路子。

信阳的工业和社队企业是个弱项，总量少，底子薄。而信阳资源丰富，发展轻工业、手工业，社队企业的潜力大、门路广。因此，我们组成了专门的班子，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制定了发展工业和社队企业的近期计划和长远计划。

信阳问题的发生和发展，表面上责任在几个人的身上，真正的原因，在于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不强，作风有问题，党员的组织观念淡薄。所以，在稳定好大局、启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之后，我们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摆上了地委的工作议程。

组织路线问题是党的建设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时，我们首先把混入各级领导班子中的角刺人物拿了下来。因为这些人尽管没有打砸抢、违法乱纪的实质性问题，但他们思想上中“四人帮”流毒很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抵触情绪，把他们留在各级班子中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但对这些人也不要一棍子打死，我们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给他们出路。在抓领导班子整顿和建设中，我们还注意了青年干部的选拔和老干部的安排，有效地解决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问题。

在抓组织路线的同时，狠抓了作风建设。信阳曾一度出现会议多、文件多、机构多，会议费、医药费、水电费大量超支的问题，好多领导同志被拴在会议桌上，埋在文件堆里。这些风气的存在，助长了轻浮作风滋长。老百姓编顺口溜说我们的干部是：坐着汽车转、隔着玻璃看、中午吃顿饭、下午回机关。由于上边会议多，各县、社只好把上边几个会的会议精神合到一起传达。为了彻底转变这种作风，我们首先从地委常委抓起，专门制定了学习制度和生活会制度，从学习党章和准则抓起，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各县、社也积极响应。×××主持工作时，一直住在招待所，全家占着三套房子，群众意见很大。我们新的地委班子接受这个教训，从自身作起，严格要求，发挥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抓作风建设的同时，狠抓了党员的教育。各县分别举办了不同类型的党员骨干培训班。有的县还专门制订规章制度，使党员教育作到了经常化和制度化。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澄清了一些思想上的理论是非。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党员、劳模、干部可不可以搞副业；干部能不能种自留地，开小片荒，养牛养羊，带头富起来等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特别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大家的心明了，眼亮了。

在抓好这些工作的同时，我们针对信阳地区政法战线问题多，需要复查的案件量大的具体情况，组织专门人员，着手抓这项工作。信阳县的“中山铺案件”，主要罪行是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被定为“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此案1969年判处，一人被判死刑，6人被判刑。1974年被告提出不服，法院当时也认为需复议，可×××却说：“定案准确，原判正确”，对被告又加重判了刑，并把信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纲同志定为“里通山头”“里通反革命”罪，撤销了职务，并株连了一批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同志几次提出复议，地委一拖再拖，不予处理。这次落实冤假错案中，我们组织专门力量，着手复议这一案件。罗山县的“爱民党”案也是一个大案，涉及六七百人，我们同样组织专门力量，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这一事件一个公平的结案。这一工作的开展，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地委实事求是的作风，坚定厂拨乱反正的决心。

农村的那场革命

信阳地区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全国一样，也经过了一个曲折而又漫长的道路。1979年的冬天，临近省安徽的一些县市搞包产到户的消息在信阳地区不胫而走，大伙暗地里搞了许多试验，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中央两个农业文件一传达，有些社队的群众闻风而动，陆续建立起“五定一奖”的联产作业组；有些边远贫困的地方，对部分作物试行了联产到劳或包干到户。正当这时，《人民日报》发表的那封读者来信象一股寒流，凝固了群众的激情，干部群众的思想一下子就乱了，试行联产到劳和包干到户的社队，绝大部分都停了下来，只有少数胆大的群众坚持了下去。

一阵风波过后，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彼伏此起地在有些社队暗地里搞了起来。1980年夏季，在解放思想、放宽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之后，特别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人们的心里才吃下了“定心丸”，一些生产队陆续搞起了“三不变”“四统一”，对小麦、油菜实行了联产责任制。

事也巧合，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试行，一场低温多雨的自然灾害给大家出了一道难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联产责任制显示出它的威力和优越性。实行责任制的生产队，克服困难夺得了丰收；没实行责任制的生产队，全都减了产。这一鲜明的对比启发了群众，纷纷行动起来落实责任制。

可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些县、社也曾一度出现众说纷坛的局面。有的说，这样搞是“分田单干”；有的说，这样搞“复辟的帽子戴定了”；还有的说，这样搞，好是好，就怕“走着走着猛一回，下次不知整着谁”。而大部分群众则说：“联产前，二十多年吃统销，全部家产一担挑；联产后，缸里囤里全装满，家家户户得饱暖。”“你要你的方向，我要我的产量。”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和想法上的不一，却有点像群众当时形容的那样：“下边急，上边放，中间出了顶门杠。”直到中央75号文件落实后，农民七上八下的心才算稳下来，各种各样的疑虑也随之消除。经过一冬一春“甩开膀子”的工作，到公元1981年上半年，信阳全区95%以上的生产队，分别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就连过去最忌讳提的“大包干”也名正言顺地入了“正册”。

农业生产责任制是经营管理和生产关系的一项重大改革。实行这种改革是牵动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到千家万户农民兄弟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只有书记动手，全党重视，才能落实好。为此，我带领各级主要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好了试点，使经验很快得到推广。1980年的夏天，群众在小麦联产责任制尝到了甜头，认准了联产责任制的方向，迫切要求水稻联产，当时，地委对解决水稻联产问题确实没有把握。水稻联产后是否会出现“犁田累死牛，用水打破头”的情况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跑遍了信阳地区的所有县，广泛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又组织了专门的调查研究小组，分别深入到山区、丘陵、平原等不同的地方搞试点。7月份，地委召开会议，固始、淮滨等县介绍了他们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经验和水稻联产的做法。面上的情况和点上的经验为地委部署这项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全党的认识统一了，决心也就更大了。从夏至秋，3个月的时间，全区便形成了落实联产责任制的热潮。中央75号文件对刚刚兴起的联产责任制真可谓是一场“及时雨”。为了让干部群众吃下这颗 “定心丸”，我们实行了以会带训的办法，领导带头宣讲中央75号文件精神，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全区就培训了18万多党员和干部，有这支大军做骨干，使信阳落实联产责任制的工作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路子。

两年多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 联产责任制搞好搞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怎么样，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领导同志的思想解放程度，决定着联产责任制的命运。所以，地委、行署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放开胆子，从实际出发，落实了一系列治穷致富的措施。在思想不断地解放中，我们制订了《关于发展渔业、大养长毛兔的具体规定》、关于治穷致富的《十二条》、关于加快山区建设的《二十条》等。这些措施和政策的相继出台，调动起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了全区治穷致富的步伐。

表彰治穷致富的先进

信阳地区的联产责任制走过了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党委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完善过程中，地委和各级党委先后就土地承包问题、土地分得过碎问题、合理定产问题、管水用水问题、耕牛的使用和饲养问题、农业机械的管理和使用问题、“四属”五保户的优待照顾问题、帮助困难户发展生产问题、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的报酬问题、计划生育和民兵训练问题、农田基本建设投工和义务工问题、分配问题、财务管理问题，以及签订合同问题等等，总结和拟订了一些具体办法，使多数地方的生产责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信阳地处山区、丘陵面积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山林和宜林面积大。农业联产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势必要涉及到林业如何管理。一些县、社、队结合本地实际，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我们在全区进行了推广。同时，我们以同样的办法，解决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大队、生产队干部岗位责任制和报酬问题，使围绕联产责任制的各项配套措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农村联产责任制的巨大威力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农民群众会有如此高涨的积极性，更没想到农业能连年获得前所未有的丰收。群众形象地说：“粮食装满了粮仓，油瓶换成了油缸。”1980年，全区在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业仍获得了丰收。1981年夏季，虽然灾害不断，全区却实现了“一个突破”“两个最高”；夏粮单产突破了300斤大关，总产达到12.7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比1980年净增两亿斤，比大丰收的1979年净增一亿多斤；油菜籽总产达到7849万斤，为历史最高水平，比l980年增长2.6倍。生产条件较好的潢川县，夏季粮食总产比该县产量最高的1979年增产一成以上，油菜籽产量增长2.9倍。全省闻名的穷县淮滨县，实行以大包干为主的责任制后，粮食连年增产，一举摘掉了连续28年吃统销粮的帽子。

农业的丰收，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社员的收入，而且对国家的贡献也大大增加。1981年信阳全区的夏粮入库超过3 亿斤，超过省分配任务的40%。全年油脂收购任务1300万斤，夏季一季就完成了2400万斤，为省分配任务的1.4倍，超过全年任务的85%，是信阳全区向国家贡献粮食和油料最多的一年。

联产责任制同时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尤其是种植业和饲养业，发展最快，效益最好。和1980年相比，长毛兔已发展到319万只，增长63.6%；山羊已发展到47万只，增长19.6%；家禽已发展到180万只，增长36.39%等。多种经营生产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商品量，而且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说起联产责任制的好处，老百姓这样说：“实行联产责任后，不仅调动起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而且改善了干群关系，觉在群众中的威望提高了。”罗山县周党公社同心大队社员左文华，按耐不住丰收后的欣喜，特意炸了一大锅油条，送到了公社大院，对党委书记说：“咱这儿离北京远，要是近，我一定把这油条送到北京，让党中央的领导都尝尝俺老百姓的丰收果实，现在去不了，就请公社党委当代表吧！”

农村联产责任制的兴起和完善同时促进了新的经济联合体的形成和壮大。到1981年7月份，信阳全区新的联合体已发展到22900个，它像灿烂的山花，开放在全区1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些联合体的特点是：突破了原来的经营模式，自觉自愿地联合起来，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各方面的优势集中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这种新的生产力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不断加大开发力度，收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欢迎。随着新的联合体的组成和家庭副业、多种经营的发展，兼业农户将会逐渐涌现，或许有的会逐步自动退出土地，变成某一方面的专业户。面对新生联合体这一新生事物和发展着的新形势，我们向信阳全区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号召：转变作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发展着的新形势。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一是要提高对这一新生事物的认识。联产责任制是历史的必然，大势所趋，阻力已经冲破，“顶门杠”已不起作用，一切疑虑、徘徊都无济于事，顺应历史的发展，才是正确的态度。随着联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诸如新的联合之类的新苗头、新趋势，亦逐渐发现，对于这些事关大局的问题，要调查，要研究，要有足够的认识。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中，“左”的东西对农业的破坏性是很大的，不彻底肃清“左”的影响，认识不会提高，可能会阻碍前进的步子。只有打破新老框框，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沿着群众开创的道路，才会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二是要加强领导。就信阳全区来讲，联产言任制的发展还不平衡，新的联合体刚刚出现，能否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的思想解放程度和领导是否得力。因此，我们抓住秋收之后的时间，分别由地区、县市和各公社，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主要干部培训了一遍，组织他们学管理，学技术，提高了他们的政策水平、管理水平及领导、业务能力。同时，有计划地对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根据全区联产责任制的不同形式，采取了稳定主体，分类指导的措施。对责任制建立早、效果好的，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引导他们进一步向前发展；对搞得一般的，帮助他们寻找差距，缺啥补啥，做好完善和提高工作；对未定型的和尚未实行联产责任制的，加强领导，宣传政策，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尽快落实联产责任制。实行联产责任制后，农村的生产形势，经营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引导各级干部也分别在交换、流通、分配等方面研究出一套新的办法和措施。

1982年8月21日，我们专门向省委递交了《关于实行和完善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报告》。《报告》第二部分专门概括总结了大包干给信阳地区带来的十大变化。老百姓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这些简单的民谣中，我们领悟到的是农民兄弟二次翻身后的喜悦，是对责任制简便经营方式的推崇，是对新的分配方式的赞同和颂扬，它带来的不仅是粮油大增产，贡献大增加，收入大增长，多种经营大发展，而且，科学种田的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生产条件的改变不仅使农民兄弟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文明程度也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到1982年7月份，全区3033个大队，已有2453个制订了乡规民约。这些实事求是的乡规民约，不仅增强了人们的法制观念，坚定了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而且促进了民风的好转和社会安定。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二个1号文件，印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政社合一的体制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为政社分设，准备好一批改一批”。到1983年底，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到总数的98%。粮食总产量又比上年增长9%。而全国52781个人民公社中，有12702个宣告解体，重新建立了乡政府。1985年6月4日新华社消息：从1983年开始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企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共建立起9.2万多个乡、镇人民政府，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

至此，中国农民在以“包”字为武器，对“统”字进行长期的斗争中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的新体制，终于破除了套在脖子上长达32年的“统派购”枷锁，摧毁了囚禁农村生产力27年之久的人民公社集中统一的铁笼体制，不仅走出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路子，而且为整个改革开放开辟出新的航道。

农村的那场革命永远记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记在了信阳大地上。

心系那片热土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完善，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成为当务之急。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在信阳县的几个公社搞起了试点。

1981年8月25日，新华社转发了我撰写的题为《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努力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研究，并专门加了编者按语。编者按指出：“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刘玉斋反映的农村集体经济提留过多，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农村普遍实行了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这种现象再也不能任其继续下去了，必须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改革。当前，像刘河大队那样，在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采取精简机构，压缩非生产性人员，控制非生产性开支的办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切实可行的。”

1981年8月31日，《河南日报》在二版头条位置，全文转发了这篇工作研究，文章这样写道：

自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名目繁多的非生产性开支和非生产性用工，层出不穷，大量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加上“学大寨”中盲目搞了一些劳民伤财的无效工程，使一部分生产力水平低的生产队中的社员分配部分，不到总产值的一半。农民终年辛苦，一天吃不到一斤粮，年终分不到一文钱。在那些年代里，历史上的“鱼米之乡”信阳地区经常有半数左右的生产队没有现金分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纠正多年来“左”的错误，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增加，生活有了改善。特别是去年推行生产责任制以来，信阳地委注意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随着生产的发展，部分社队农民负担才有所减轻。例如，信阳县谭河公社刘河大队，有1304人，850亩耕地，每人平均六分五厘，有6000亩山林，每人平均四亩六分。过去干部多，会议多，社队企业统筹人员多，基本建设统筹工多，各种补助多，提留粮款多，农民负担重。1979年，这个大队有大队干部、民办教师、医务人员及工副业人员共164人，全年统筹工分537100分，劳动日值8角，计统筹款42968元，每个社员平均负担32.95元；统筹粮187985斤，每个社员平均负担144斤。再加上生产队干部补助和各种自带粮款外出工的补贴，农民负担就更重了。去年，这个大队精简了非生产人员42人，比1979年减少了104人，其中享受统筹补助的只留21人，比原来减少了125人。去年全大队统筹款3364元，每个社员平均负担2.58元，比原来减少30.37元。由于上述人员同社员一样承包了责任田，因而不再补助粮食，也就不再向社员提取这部分补助粮，原来每个社员平均负担的144斤统筹粮全部减掉。这样，农民负担减轻了，干群关系密切了，生产积极性高了。

但是，目前像刘河大队这样注意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大队还为数不多，多数大队仍然是补助粮款多，非生产性开支多，一般上交提留部分占总产值的20%至25%左右，少数队竟占到35%至40%(均不包括生产费)。有的农户一年上交提留粮超过千斤，提留款达数百元。欠贷款多的队，提留更多。淮滨县防湖公社防湖大队小李庄生产队，今年定产值14160元，定上交提留3613元，占总产值的25.5%。另外上交提留粮6580斤，每个社员平均负担79.3斤。少数队和户，上交提留部分竟占其定产值的40%。要不是超产部分和家庭副业，他们就入不敷出了。

农民负担过重，源于干部和享受补贴的人员过多，补贴标准偏高，杂支太多；而这一切，又源于经济体制不适宜，机构设置不合理。这是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此外，多年来积欠之贷款回收过急，也是造成部分队提留过多的又一原因。

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取消人民公社，恢复区、乡建制。区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乡为基层政权。乡干部由社员直接选举，国家供应。改生产队为农业社，或由几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社。农业社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独立经营，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区、乡两级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技术组织，广泛推行经济合同和技术合同制。当然，这需要慎重研究，选点试验，待取得理想效果和成功经验后逐步推行。目前，切实可行的办法是，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降低补贴标准，严格控制开支，改进经营管理措施，把提留数降到最低限度。一般大队可采取如下办法加以解决：一、把干部人数减到大队5人(支书、大队长、会计、技术员、治安员)，生产队3人（队长、会计、保管)，适当降低补助标准。民兵连长、团支书及其他副职干部尽量减少，误工补贴标准适当降低。二、民办教师减少人数，提高质量，工资除国家补助外，从学杂费中开支。学杂费标准根据计划开支数和学生数核算确定，不再从农民手里提取教师补助款。三、赤脚医生、兽医的报酬，实行合作医疗的队，按人、畜数由户直接交款，凭证就医。不搞合作医疗的队，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药费按国家零售价，医生收适当的挂号费、出诊费，大队根据政府的有关规定进行监督。四、社队企业人员，一律取消“劳动在厂，分配在队”的做法，实行包干责任制，核定包干上交定额，签定合同，经营好的多得，差的少得。长期亏损的宁可砍掉。五、目前或短期内无收入的单位 (如林场、茶厂等) 可搞一些有收益的生产项目，以短养长，或从社队积累中开支，必须向社员提留的，也要尽量减少提留数额。六、以上人员同其家人一起承包责任田，因而不再补粮，不再从社员手里提取这部分补助粮。至于农田基本建设用工和经费的统筹，也应周密计划，精打细算，力求节约，合理使用。采取上述办法的社队，上交提留部分一般都降到占总产值的10%左右的生产费，分配部分约占70%上下。这个比例，农民是易于接受的。文章发表后，我在文中提出的“取消人民公社，恢复区、乡建制”的建议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有的外电专门以此为题进行了报道，他们在报道中说，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刘玉斋提出了取消人民公社的建议。这事一传出，许多人都为我捏着一把汗，有些老朋友专门跑到我家，埋怨我胆太大了。我明白大家的心意，因为这件事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敏感问题。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二个1号文件。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了人民公社的体制改革问题。通知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政社合一的体制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为政社分设，准备好一批改一批”。

为了落实中央这一精神，从1983年2月8日起，《中国农民报》以《联产承包制和中国农业的道路》为题，专门进行了连载，其中第22讲，专门讲了《改革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问题，全面阐述了人民公社体制在我国农村已经实行了20多年，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体制存在着很大缺陷。

敲开豫南的山门

大别山区，是我国南北自然气候的过度带，长江淮河的分水岭。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量，充足的光照，丰富的资源，构成了信阳地区山场水域辽阔，自然条件优越的环境，赢得了“鱼米之乡”的美誉。

然而，这些年来，“鱼米之乡”名不副实。我到任时，呈现在我眼前的状况是：山多林不茂，水多鱼很少，牧草丰盛，牛羊不多，山区资源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利用，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集体不富，群众生活水平不高。随着联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完善，广大干部群众对极左那一套早已深恶痛绝，迫切要求改变面貌，摆脱贫困。作为一级党组织，如果不能带领人民打开山门，完成治穷致富的历史责任，实在有愧于党，有愧于得天独厚的豫南河山，有愧于无数革命先烈，更有愧于六百万勤劳勇敢的信阳人民。因此，我把发掘信阳地区山水优势摆上了地委、行署的工作议程，地、县两级党委分别组成了42个工作组，深入山区县社进行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1980年7月16日，我在《河南日报》发表了题为《发挥山水优势，把信阳地区建设成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的文章。在文章中我把如何发挥信阳的山水优势分批判极左，解放思想；落实政策，稳定人心；因地制宜，制定规划；依靠科学，挖掘潜力；加强领导，改善领导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与河南省委书记刘杰视察淮滨灾区

与地委、行署、军分区的领导在抗洪一线劳动

1980年8月28日，中共信阳地委、信阳地区行政公署专门制定了《关于放宽政策，发挥优势，全面开发山区资源，加快山区建设的意见》，又称《二十条》。在《二十条》中，我们首先明确了山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要求全区干部群众，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总结山区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肃清极左路线的影响，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只抓七分田，忽视六亩山”的单一经营作法。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充分发挥山区的优势，调动山区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大力发展林业、畜牧业和多种经营，全面开发山区资源，加快山区建设的速度，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生产率，为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生产总值1000美元而努力。

在处理山区建设的相互关系中，我们采取统筹安排、合理布局的原则，正确处理了山区建设和整个农业的关系；林业和畜牧业的关系；林业内部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的关系；山区建设周期长和短的关系，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长、中、短结合，着眼长远，立足当前，以短促长。

在积极办好现有社队林(茶)场，加快商品生产基地建设中，我们强调了坚持以林(茶)为主，多种经营，积极发展当年见效的种植业、饲养业和加工业，千方百计扩大收入，以副促林，以短促长。坚持联合办场，共同收益，比例分成，实行“独立核算，定额上交，自负盈亏”，并制定了分成比例。

在采取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改造次生林、补栽稀疏林的办法，尽快绿化荒山中，强调了山权的落实和统一规划，并明确了比例分成和相关的政策。在继续贯彻森林法，加强山林管理中，强调了“国法”“民法”、行政办法和经济手段的结合。同时落实了山林管理责任制和护林公约，落实了专业队伍和人员，落实了收入分成比例。

在正确处理国营林场同周围社队关系中，正确调解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强调了社队相互间的结合和有重点的试办林工商联合企业。

在大力发展畜牧业中，坚持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强调了林牧结合，统一规划，强调了重视草山、草坡建设，有计划地建立畜牧业基地。同时规定了奖励政策和基础建设标准。

在广开生产门路，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中，强调了各业之间的综合开发和利用。在社队企业发展中，强调了资源的综合利用及开发。

在全面建立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和联系产量或产值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中，既要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又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

在认真解决山区粮食问题中，强调了退耕还林和集中力量发展林牧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强调了精耕细作，提高单产，明确了用土特产品交换粮食的措施和定销粮的分配原则。

在调整山区土特产品收购价格和奖售标准中，认真贯彻执行了省委、省政府关于缩小计划收购范围，提高收购价格和奖售标准的规定。

在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中，明确了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增长分成”的办法和比例。

在广开商品流通渠道，搞活山区经济中，强调了打通商品流通渠道，减少中间环节，扩大销路，货畅其流。并明确了基层供销社与生产队的联营措施，山区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商品流通渠道的增加，以及减少中转环节，简化手续和购销合同的推广和签订。

在减轻山区群众负担，加强对穷社穷队的经济扶持中，明确了农业税起征点和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以及扶贫资金的专款专用，山区民办教师和老苏区烈军属、残废军人中的困难户的补助。

在搞好山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综合利用水利资源中，进一步贯彻了“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加强管理，狠抓落实”的方针。

在加快山区公路建设，改善交通条件中，明确了“民办公助”的办法和山区公路建设目标。

在发展山区文化教育事业，加强林牧副渔各业的科学研究中，明确了山区教育投资和中小学公办教师比例，以及山区科研机构建设。

在加强山区医疗卫生公助，积极防治、逐步消灭地方病中，强调了医院建设、山区医疗卫生人员的比例和环境卫生建设及地方病的防法办法。

在切实加强对山区建设的领导中，明确了山区建设领导组织的建立，同时建立了山区干部的岗位责任制以及奖惩办法。

《关于放宽政策，发挥优势，全面开发山区资源，加快山区建设的二十条意见》的公布实施，为山区建设点亮了一盏灯，让广大干部群众吃下一颗定心丸。

1980年9月5日，信阳地区山区建设工作会议在信阳召开，山区的79个公社，9个国营林场和地、县、市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是信阳地区专门研究山区建设工作的第一次会议，大伙都非常重视。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百折不挠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省委的部署，分析山区的优势，研究山区建设的方针和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付出代价，下苦功夫，让山区面貌来个大的变化，使山区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所以，我在会议上特意帮助大家分析了山区的优势和特点，并和与会的同志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从大的方面说，有水稻、材林和经济林、畜牧业、养鱼和发展小水电、茶叶、采矿、家庭副业、麻类、地方工业和社办工业、野生资源等十个项目应视为优势，作为重点，应大力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就山区建设的方针、政策，社队的经营自主权，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粮食定销及各行各业都要支持山区建设等问题讲了意见。

多种经营谋富路

在狠抓山区建设的同时，多种经营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实践证明，要想发展农业，活跃农村经济，使农民尽快富起来，必须把多种经营生产搞起来。1981年12月上旬的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我重点强调了多种经营生产，并强调深入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发动，使发展多种经营的战略意义达到家喻户晓。从而提高了认识，解放了思想，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狠抓了发展多种经营生产的规划和落实工作。多种经营贵在一个“多”字，多项目、多门路地组织生产。地区多种经营会议后，各县、市和公社，根据地委提出的“十二大种”“十二大养”，结合当地情况，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层层绘制了各自发展多种经营的蓝图，县、社、队、户都有了奋斗目标和相应的措施。从汇总各县的规划来看，门路均比地区提的多，气魄也比地区的气魄大。

同农业一样，发展多种经营生产亦要靠政策，靠科学。靠政策，就是要使劳动者具有权、责、利，通过建立生产责任制和签订承包合同的形式，把三者结合起来。靠科学，就是要搞科学经营，不搞“一道令”和“一刀切”。哪些地方适宜搞些什么，最拿手的是些什么项目，就注重发挥这些优势，或者优先组织这些方面的生产，逐步引导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实践证明，凡是注重落实政策和科学经营的地方，群众的积极性就发挥得好，生产就见效快，收益大，越搞越想搞，越搞越会搞。

许多县、社都先后召开过多种经营生产先进典型经验交流会，既表彰了先进生产者，又传播了他们的经验，这对各个地方的多种经营生产推动很大。我们可回想一下，长毛兔为何在我区发展这样快？是抓了典型和典型经验的推广。全区广大农民几乎都知道息县有个王家让，并从学习王家让养兔得利中体会到“家有三只兔，不缺油、盐、醋”，“家有十只兔，由穷能变富”。能得利，有实惠，就具有吸引力，养兔业才发展的快。因此，引导多种经营生产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先进典型的总结和推广。

我区发展多种经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信阳地处南北方两种气候的结合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山场水域辽阔，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大别山是万宝山，种什么长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这是自然赋予我们的优越条件，我们要认识这个地方。

有了一批多种经营搞得好的典型，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中，发展多种经营搞得好的先进单位和个人都有一套很好的经验。希望认真地交流和推广。固始、淮滨、潢川的养兔、养羊，信阳县的养牛，罗山一些地方的席草、养貂，新县及商城等县南部的油桐、油茶、木梓、竹子、板栗，新县、光山、信阳的茶叶，息县的半夏、香稻等，都有很好的经验，要一项一项地总结。还有固始的皮丝，商城的板粉，潢川的空心挂面，罗山的油茶，这些传统产品要很好地发展，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另外，商城的经验很好：深山发展松、杉、竹，丘陵发展茶、菜、油，平原发展棉、麻、兔。商城的林业模范肖扬清总结的经验是：上下三篷楼，富贵不断头。他那个队的果木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68%。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各地都有自己的好经验，有些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也有很好的经验。前天，我到固始桥沟公社左营生产队看了一下，有个社员叫左西友，人家说他是“喂了长毛兔，娶了新媳妇”。他家喂了140只兔，一年收入1600元，确实由于喂兔发了家。他盖了新瓦房，娶了新媳妇，影响、带动很大。地、县、社、队会后都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让这些经验在全区开花结果。

发展多种经营，社队有要求，群众有要求。过去，信阳地区的婚、丧、嫁、娶、生、死、病、残都是稻子，大家称它为“尖嘴谷”。三中全会以后，广大群众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冲破了“左”的禁锢，开始向多种经营上下功夫。他们迫切要求改变贫困的现状，希望组织他们、支持他们尽快地富裕起来。我们有深刻的教训，确实需要对他们加以支持。要研究支持他们的具体措施，要主攻稻麦，狠抓棉油，提高秋杂。麦子占全年粮食的四分之一，秋粮、秋杂占四分之三。多种经营非抓不可，要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各级领导重视，有党的政策作保证。省委为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解决山区人民的吃粮困难，去年给山区县几千万斤的定销粮。地区和山区县、社都成立了山区工作办事机构。各级多种经营办公室都加强了领导，增加了人员。发展多种经营生产确实已经列入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有效地保证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省、地、县制订的一些具体经济政策和措施，解决了发展多种经营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政策和措施，群众欢迎，社队欢迎。今后，要继续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健全制度，加强领导，把我们有效的政策、办法和经验具体落实下去。一定要按照胡耀邦总书记的指示，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把多种经营生产搞上去。

信阳大地花正红

农村改革的春风不仅吹绿了信阳地区的山山水水，而且唤醒了人们心中致富的欲望。由于长期的自然经济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信阳地区的农民也曾有过深深的苦闷。那一年，光山县有个青年农民，在自家的责任田里种上小麦后，向麦田深深地作了个揖：“老兄，我们几个月以后再见罢！”然而，跟土地“再见”以后干什么去？他不知道。信阳人有一条古老的信念：“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出门”。不知是受商鞅思想的影响，还是受那扭曲了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外出经商、务工甚至在家搞小买卖，在信阳人看来都是一件与讨饭一样耻辱的事。于是，“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得闲”曾是信阳地区农村的普遍现象。仅一个固始县，剩余劳动力就达20万人。

不过，传统观念归传统观念，劳动力毕竟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1980年春天，固始县蒋集镇童庙村党支部书记孙平乐、农民张玉田率先向传统观念宣战了。那年，他们带领本村20个劳动力到长葛县造纸厂拉运麦草，每人年平均收入达到1100元以上。当这些大别山人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带着山外世界那粗糙的牛仔裤，透明的乔其纱，疯狂的迪斯科和许多大别山人第一次听到的新名词回到封闭的大别山里时，大别山人始而惊愕，继而醒悟了：走出去，大别山外是缤纷的世界！短短几年的时间，固始县就有十万劳力走出山门寻富路，不长时间，这些劳力已分布在全国24个省、市，从事着建筑材料、采煤搬运、油漆机械、五金交电、饮食服务、废品收购、家庭保姆等30多个行业，人均年收入近千元，全县为此累计年增收3000多万元。固始县人余财缺的状况一下子得到改观。

一个观念的变革，往往会引起一场多方位的革命。固始县的领导从外出劳力身上，看到自己劳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有专向的劳务市场建设，并提出了“用人家的、赚人家的、学人家的、回来干自家的”口号。固始县何塘村何文喜等4名青年，开始去外地一家皮鞋厂当杂工，掌握了制鞋的全部技术后，使辞掉了工作，回乡集资1.3万元，联合办起了皮鞋厂。

1983年，一个看上去并不十分精明的青年农民，带着大别山黑色的春泥，来到繁华的江浙农村，看到那里的农民正在养蚌育珠，而且经济效益很高。这位名叫蔡士新的大别山农民眼睛亮了：这能生珍珠的河蚌，在自己的家乡不是遍地皆是吗？他当即赶回家乡固始县张广庙公社，组织收购当地河蚌，当年就运售了10万多斤，获利1万多元。长期被拿来喂鹅喂鸭的大别山河蚌，一下子成了身价百倍的宝贝！不久，这里便形成了一个遐迩闻名的河蚌交易市场，全乡15户人家因此成了万元户，另有19户人家成了珍珠专业户。

资源和信息及市场的结合，产生了令大别山人惊讶不已的效应：哦，穷的丁当响的大别山区，竟然是这般的富足，山上山下，地上地下，到处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从此，一大批率先更新观念的大别山人为了使大别山丰富的资源优势转化成商品优势，纷纷从山窝窝奔向广阔的市场，在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座金色的桥梁。一大批不用电、不用油，男女老少都赚钱的庭院企业和立足于当地资源的乡镇企业应运而生，活跃的商品经济，使大别山人从大别山得到越来越多的乐趣和富足。固始县七一公社实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后，从1980年7月以来，先后有16个大队的73户社员，利用自己的剩余劳力和技术专长，二三户或四五户自愿联合，购买了12部柴油机、20部电动机、31部打米机、32部磨面机和1部水泵，兴办了32个小型加工企业，分别为群众打米磨面，抽水浇田。这些小型加工企业自愿结合、平均分资、联合经营、共负盈亏、管理民主、机动灵活、服务热情的特点，赢得用户的称赞。他们总结说，土地承包后社员劳动率大大提高，劳力普遍有了剩余。这些小型加工企业，不仅安排了70多名剩余劳动力，而且增加了收入。据统计，7个月共收入4.8万元，扣除油、电和机械维修费用后，纯收入2.6万元，每户年平均316元。人多地少的花园大队，有10户社员联合购买柴油机、打米机、磨面机4部，办了4个小加工厂，获纯利5200元，平均每户520元。新台生产队李传轩等3户社员，共有11个劳力，所承包的12亩耕地，只需要5个劳力就行，剩余的7个劳力除养殖兔子以外，还办起了加工厂，10个月时间纯收入700多元，平均每户230元。汪营大队低洼易涝，年年遭水灾，集体无机械，以往群众打面要到外村去。1980年7月，社员柴乐芝等3户兑钱购买了柴油机和磨面机，办起了小加工厂，不仅方便了群众，而且增加了收入。庙庄大队明塘生产队原来是个穷队，过去秧田用水全靠水车提。1980年夏天，社员王洪田等5户联合购置了一部柴油机，农忙为各户抽水浇田，农闲加工面粉，不仅促进了农业增产，而且方便了群众。

固始人的观念在变，淮滨人的观念也在变。淮滨县马集公社彭庄大队社员方文洲，全家5口人，只有1个劳力，爱人常年有病，孩子年龄又小，“吃大锅饭”时，每年的粮食不够吃，搞副业没门路，成了队里有名的穷户。实行责任制后，他除种好责任田以外，积极发展家庭副业，借钱买了40只山羊，开始了自繁自育的养殖业，家庭收入日益增多。后来，他又养起了土元、母猪、耕牛和家禽。1982年，在超额完成国家粮、油征购和集体提留任务外，全年共收入4741元，人均948元，一下子由贫困户变成了富裕户。邓湾公社陈台大队社员王长四，全家4口人，他利用当地的自然优势，发展起自己的养蜂业。开始没经验，他先买了两箱，边摸索经验边总结规律，后来发展到21箱，每年取蜜4000多斤，收入3000多元。用这些钱他先后购买了耕牛、自行车和缝纫机，在全村率先有了 “三大件”。马集公社鲁圩大队白桥生产队原来只搞农业“单打一”，社员家底薄手里空，本村的姑娘翅膀一硬就往外飞，使白桥成了有名的光棍队。社员金元怀全家6口人，成了全队的贫困户。实行责任制以后，他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利用紧靠淮河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捕捞业，他由一条船，10条网发展到30条网，光捕鱼一项就收入2800多元，几年间，他盖起了新房，娶来了新娘，成了全队的富裕户。三空公社刘围孜大队社员刘安华，他所在的队人均只有1.2亩地，过去，他只注意了责任田里粮食生产，收入不高。后来他做起了小菜园的文章，针对市场和群众日常生活，分别种植起蔬菜，短短两三年的功夫，他就发了家。

俗话说“观念一转天地宽”，这话有道理。观念的转变使靠土里刨食的农民也有了新的思维，他们学会了利用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信息优势，相继发展起不同的企业和副业。商城县三里坪公社仙桥大队毛岭和新点生产队的社员李祥奉、王道州、顾友树等，依托资源优势，想联合办陶瓷厂，开始大队干部有顾虑，找社员一商量，大家都赞成。很快，8户社员联合，采用股份制的办法办起了陶瓷厂。大队参与监督并投资200元算作一股。陶瓷厂开工之前，他们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管理，完善了相应的规定：一是执行国家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二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即按件记工、按股分红；三是财务公开，厂务公同研究；四是厂内外业务由3个发起人主持，每人每年补助200元。管理规定的制订使这个股份制企业红红火火的发展起来。陶瓷厂的兴办，不仅为周围群众作出了榜样，而且给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社员李祥奉，全家6口人，用一个半劳动力经营承包的8亩地，拿出了3个劳动力到陶瓷厂做工，一年收入达到1500元。群众反映说：“现在的政策好，只要多想点子肯下力，不愁富不了。”罗山县农业局技术员李培荣、陶国印的观念转变后，想利用自己的农业技术更好地为农业生产责任制服务。县长熊仁宽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亲自穿针引线，帮助这两位农业技术员和楠杆公社魏湾大队挂上了钩，他带领农业局的两位技术员，深入到群众的家中，商谈签订技术联产责任制合同的事项。经过协商，农业局的两位技术员为甲方，同一个包产小组和魏立义等7户社员为乙方，分别签订了水稻、黄豆生产技术联产责任制合同，并由魏湾大队管委会为丙方，负责监督执行。合同共承包水稻116.4亩，黄豆18.1亩，要求在前三年平均单产的基础上，水稻增产15.9%，黄豆增产56%。合同规定：甲方制订生产技术方案，搞好技术培训，及时指导生产；乙方接受甲方的技术指导，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生产。在双方共同遵守合同的前提下，超产部分甲、乙两方按二八折款分成；若因技术指导有误造成减产，甲方赔偿损失部分；若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乙方违反操作规程造成减产，甲方不赔偿损失。合同的签定不仅调动起两位技术员的积极性，而且坚定了社员们夺取高产的信心。其他的户看到了签订技术联产合同的优越性，纷纷要求补签合同。这种承包形式的推广，不仅调动起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而且为多种形式的承包寻找到一条新路。信阳县的刘进前，是县饮食服务公司的职工，在看准了承包的好处之后，主动承包了公司打烧饼这个活，并自认每月问公司交纯利润150元。与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之后，刘进前有了积极性。他的祖、父辈都是以卖熟食品为业。祖父炸油条出名，人称“十七两”；父亲开饭馆，人称“刘大碗”。他父亲在世时常说：“做生意不能沙锅子捣蒜，一捶子买卖。要让顾客不吃亏，这次吃了下次还想来。”刘进前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做法，对待顾客人多人少一个样，大人小孩一个样，做到货真价实，数够量足，买卖公平。同时，他还注意质量，把烧饼做的个头均匀，厚薄适度，泡松立架，熟度一致，色泽金黄，香酥可口，让人吃了还想吃。刘进前服务周到，和气生财的服务理念使他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他信奉“服务态度好，生意活一半”的古训，所以，对顾客他总是笑迎笑送，有求必应，周到热情。同时，他精通生意人的语言艺术，说话和气，待人诚恳实在。比如，当烧饼供不应求时，说声“同志，请等一等，一会吃热的”；当顾客不愿等时，说声“对不起，生意不成人情在，请下次再来”。话虽不多可挺暖人心，顾客来去都觉着高兴。在店容店貌和食品卫生上，他保持了干干净净，使顾客一进门就有一个卫生舒适的感觉，所以，刘进前的烧饼生意总是顾客盈门。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毕竟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大别山人彻底脱离贫困的必要条件。今天，大别山人的热门话题已不是大别山的贫困和闭塞了。醒来的大别山，已经明白了自己发展商品经济的优势：得天独厚的水利水产资源，独具特色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农牧业资源和喜人的林果业资源。为了加速信阳地区的经济开发，使资源优势尽快转变为商品优势，信阳人已经规划了粮食饲料、麻、毛、丝、羽绒、食品饮料、建材、茶叶生产加工、农产品、矿产、建材、编织等八大系列的开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正改变着这一代信阳人的思维，改变着大别山贫困落后的面貌。

闪光的脚印

从1980年5月到1983年7月，我在信阳工作了3年另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的十二大精神的特殊时期。特别是党中央连续下发的几个关于农业的1号文件，把农村改革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至今仍让人心潮澎湃，审视那串坚实有序的脚印，至今仍让人感慨万千。

2005年12月26日与夫人刘兰芝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在这些个难忘的岁月里，由于我带领地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使信阳全区在政治、思想、经济、组织、精神文明五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政治上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在果断地组织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同时，坚决把揭批查进行到底，摧毁了帮派体系，挖掉了社会动乱的祸根，教育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稳定了整个局势。同时，我们平反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其中，“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所涉及的7888人已全部平反，历史错案也大部分进行了复查纠正；还认真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原工商业者政策以及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仅统战部门就纠正历史问题10694个，并落实了他们的政策，晋升了1674名党外工程师、农艺师、主治医师、讲师、会计师。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反复强调了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1982年，我们又集中进行了社会治安和综合治理，及时开展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有力地维护和发展了全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肯定、充实、发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他们说：“九大使人伤心，十大使人灰心，十一大使人担心，十二大使人开心、放心。”现在，“路线对了，理论正了，政局稳了，经济活了，生活好了。”十二大确定的战略目标、步骤和措施，已经深入人心；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激发起全体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整个政治局势更加稳定。这是新的一年取得新进展的重要保证。

思想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我们从信阳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总结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肃清了“左”的思想影响，使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得到恢复和发扬。各级干部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束缚，在指导各项工作中，既敢于改革，勇于实践，又十分注意扎扎实实，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特别是近三年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践，使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飞跃。有不少同志对党的新政策，由怀疑、观望转变为坚决贯彻执行；对群众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由看不惯到大力支持，并努力根据群众最本质的要求和实践经验，因势利导地把工作推向前进。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治国安邦，开创新局面的领导经验和思想水平，都有新的提高。这种变化既使各条战线的工作获得生机，又是新的一年取得新进展的思想源泉。

经济上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特别是紧紧抓住农业这个根本环节作为突破口，克服种种阻力，普遍建立了以“几统一”大包干为主体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时从大农业的观点出发，因地制宜地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加快了山区建设步伐，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1年农业获得特大丰收，1982年春天，全区抽出6200多名干部深入农村社队，坚决贯彻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完善了责任制，为全年农村工作打好了基础。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1982年粮食总产仍在40亿斤以上，仍是信阳地区解放以来较高的年份之一。尤其可喜的是，大灾之年向国家交售的粮食达到11亿斤以上，创新中国成立以来信阳地区收购的最高水平；大牲畜年末存栏49.6万头，比上年增长7.4%，生猪年末存栏138.7万头，比上年增长10.8%；根据360户典型的调查，农民人均家庭副业收入较上年增加12元，增长20.4%。特别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经济能力的提高，全区已有11%的农民成为专业户、重点户，一些经济联合体的成员先富起来，有少数农户的人均收入已达到小康水平。有的干部高兴地说，大跃进没有“跃”富，四清没有“清”富，“文革”没有“斗”富，学大寨没有“学”富，现在搞责任制真正富了。“两户一体”的出现，展现了农业分工和进一步走向专业化、社会化的雏型，它是农村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化农业转化的重要途径，为繁荣农村经济开创了新的局面。农业一马当先，带动了整个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第一批国营企业的整顿工作已经结束，清理压缩计划外临时工的工作也顺利完成。全区工业生产在调整中仍保持了较快的速度，生产持续上升，经济效益有所提高，轻工业比重继续增加，重工业开始回升，集体工业扭转了下降的局面。1982年全区工业总产值6.5亿元，增长11.4%，其中轻工业产值预计可达4.1亿元，增长16.8%；集体工业产值预计可达1.6亿元，增长6.5%。1982年1月至11月，工业实现利润12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2%；上交利润329万元，增长76.9%。全区考核的37项质量指标，有25项稳定提高；40项消耗指标，有26项稳定降低。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每人7937元，增长15.5%。全区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全年税收任务。以供销社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财贸体制改革，己有了好的开端，取得了一定成绩。全市市场繁荣，城乡储蓄增加，国家、集体、个人都积聚了开创新局面的物质力量。特别是经过几年的努力，端正了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提高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积累了靠政策、靠科学发展经济的经验，群众中蕴藏着千方百计发展生产的饱满热情，这都是在新的一年取得新进展的基础。

组织上改善了党组织和领导班子的状况。几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整顿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不仅取消了“文革”中突击发展的不合格党员2122人，而且新发展党员4200多名，特别注重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使党组织进一步得到纯洁和壮大。县、社两级全部召开了党代会，基层党支部普遍进行了改选，使各级领导班子从组织到思想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为了适应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我们从1980年秋开始，把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当作历史性的战略任务来抓。1982年春天，地委召开了优秀中青年干部座谈会，各级党委也都注意把提拔和培养结合起来，使“选青”工作年年都有新进度。1980年以来，全区已选拔1084名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公社以上的领导班子，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616人，占56.8%；进入县级班子的138人，使各级班子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文化程度有所提高，并对班子作了初步审核，为精简机构打下了基础。全区问题较多的基层党支部整顿了60%以上，并普遍开展了坚持党性，反对派性的教育和“创先争优”活动，集中轮训了90%以上的党员；几年来针对党风方面存在的群众反映强烈的倾向性问题，开展了纪律教育，检查处理了各种违纪案件830多件，表彰了一批模范，党员的先锋作用有所增强，不正之风有所收敛，党风有所好转，党组织和干部队伍面貌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这是新的一年取得新进展的根本保证。

精神文明建设呈现了新的景象。根据“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思想，各级党委紧紧围绕共产主义教育这个核心，狠抓了精神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教育战线调整了农村中学，整顿了民办教师队伍，改革了中等教育，初步克服了教育事业的虚肿现象，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科技战线，通过组织“科学技术年”活动，提高了为经济，为社会服务的自觉性，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各部门初评上报地区请奖的有300多个项目，科技网络的建设和科普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卫生、文化、广播、体育事业也有所发展，为进一步改变我区的落后面貌提供了前进的阵地。计划生育工作在全省保持了先进的荣誉。在思想建设方面，领导重视了，队伍建设加强了，工作正朝着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全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五好社员”“五好家庭”“五好民兵”“文明村”“文明户”“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以及“学赵春娥”“五讲四美”“全民文明礼貌月”等活动，许多地方群众自愿集资兴办公共事业。1982 年7月份，地委召开了精神文明建设“双先”代表会，总结了经验，表彰了先进，促进各行各业普遍制定了道德行为规范的公约、民约、守则，使学先进，赶先进蔚然成风，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不断涌现，环境卫生面貌有所改善，人们的思想道德风貌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成绩只能说明过去，未来任重道远。所以，在1983年1月6日的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我曾这样告诫大家：

在新的伟大的变革面前，我们领导同志，要有敢于创新的胆识和气魄，只要方向看准了，就不必顾虑过多。历代的创新人物虽然受挫，但他们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他们扬名千古，流芳百世。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是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为民造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只要我们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大胆改革，出现些缺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千秋功过，党和人民自有评说！俗话说，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计，无志者自觉寸步难行。我们提倡的是敢想敢干。想，要壮志凌云；干，要脚踏实地。我区的供销体制改革，开始觉得很难，通过实践不是搞得很好吗？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探索新路子，一不等，二不靠，看准了的事情，当机立断，说干就干，干出点名堂来。

总之，在革新的年代里，我们要高度相信群众的力量，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要敢于冲破阻力，大胆实践，动大“手术”。当然在具体工作中，步子要稳妥，方法要得当，工作要做细，要注意排除可能出现的干扰，善于把改革推向前进。

注：本文节选自华夏出版社出版、刘玉斋著《我的一生》。口述者刘玉斋，男，1921年出生，山东省莘县人。1940年2月参加革命，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5月任信阳地委书记，1983年6月离任。1995年离休。系省三届、四届党代会代表，中共十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整理者马军，男，山东省阳谷县人。国家一级作家、高级编辑、中国作协会员；林占涛，硕士研究生，记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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